格雷牧師、以馬內利浸信會與華人信徒的歷史交會

在緬甸教會歷史中，格雷牧師與以馬內利浸信會的福音足跡，是華人信徒與緬甸教會交會的重要起點。他們跨越文化與語言，把福音帶進陌生的土地，使華人信徒得以在異地建立信仰根基。本文將追溯這段交會歷史，還原當時教會建立的背景、挑戰、見證與靈命傳承，讓我們看見福音如何在文化交錯中扎根。

19世紀末的仰光，正值英屬緬甸的繁華時期。城市中聚集了來自印度、歐洲與中國的移民群體。就在這樣多元而陌生的城市中，一位來自美國愛荷華州的浸信會宣教士——威廉‧F‧格雷牧師（Rev. William F. Gray），帶著對福音的熱誠與對東方文化的熟悉，踏上了他在緬甸的新使命。

以馬內利浸信會的牧養使命

仰光的以馬內利浸信會（Immanuel Baptist Church）是緬甸最早由美國浸信會差會建立的城市教會之一。它位於市中心，最初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服務對象包括歐美僑民、英裔緬甸人及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信徒。1897年前後，格雷牧師受美國浸信會海外宣道會（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差派，接任該堂牧職。

在牧養的頭幾年，他專注於講道與門徒訓練，帶領信徒靈命成長。然而，隨著他對城市生活的觀察加深，他注意到另一群未被牧養的群體——在唐人街與碼頭之間辛勤生活的華人移民。

跨語言的橋樑：從英語堂走向華人社區

格雷牧師曾在中國中部地區服事多年，能以流利的中文溝通。當他來到仰光時，這項恩賜成為打開華人社群之門的鑰匙。他開始主動探訪華人家庭，與商人、工匠、船員交談，分享福音。他也常受邀為病患禱告、教授孩子英語與聖經故事，逐漸贏得信任。

1899年，格雷牧師開始用中文舉辦查經與聚會，並邀請一位華人傳道人——Ah Leon——加入事工團隊。這不僅是緬甸浸信會史上首次由宣教士專門開展華人事工，也是跨語言、跨文化宣教的重要里程碑。

信仰種子的萌芽

根據當時教會年報記載，1907年時仰光已有超過六十位華人受洗歸主。許多人原是從中國南方或馬來半島遷來的商人與技工，他們在異鄉的孤單與勞苦中，透過格雷牧師的關懷認識了福音。這些華人信徒不僅在仰光聚會，也將信仰帶回其他城市，如毛淡棉、勃生等地。

有些地方甚至建立了屬於華人自己的小教堂與學校。這些聚會後來逐漸形成緬甸華人浸信會的雛形。

格雷牧師、以馬內利浸信會與華人信徒三者之間，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係：

·       以馬內利浸信會提供了宣教的基地與組織支援；

·       格雷牧師則以個人恩賜與文化敏銳度跨越語言障礙；

·       華人信徒則成為福音向更廣社群傳遞的橋樑。

格雷牧師在緬甸服事的時間不算長，大約三年多，但他所開啟的方向影響深遠。他的事工不只是牧養一群英語信徒，更是在語言與文化之間搭建橋樑的先行者。後來1895年從仰光海濱街口兩層樓開始的華人基督徒聚會，最終與1917年加入仰光以馬內利教會，至今成為仰光以馬內利浸信會的一份子。

延伸閱讀：緬甸第一位華人浸信會基督徒：緬華浸信會信仰起源與早期歷史

緬甸第一位華人浸信會基督徒：緬華浸信會信仰起源與早期歷史

在緬甸浸信會發展史中，有一位被記錄為第一位華人浸信會基督徒──他的信仰見證，不僅是個人的抉擇，也是緬華族群與緬甸教會交會的起點。本篇回顧他的信主與受洗經歷，分析浸信會如何在異地華人與本地信徒之間建立信仰根基，並探討這段歷史在今日緬甸華人教會中的意義。

當我們今日在緬甸各地的華人浸信會教堂中敬拜、禱告與事奉時，也許很少有人會問起：「我們緬甸華人浸信會的信仰，是從哪裡開始的？」

事實上，這段歷史並非遙不可及，而是清楚地記錄在十九世紀早期浸信會宣教運動的篇章之中。

在1820年代，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的福音工作主要集中於緬族與克倫族之中。然而，宣教士們的眼光早已越過邊界，他們心中燃燒著將福音帶入中國的異象。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位華人信徒的出現，開啟了緬甸華人浸信會的第一頁。

信仰的萌芽：華人進入緬甸

隨著英屬緬甸在商業上與他國往來漸趨頻繁，經由香港與新加坡進入緬甸的華人逐年增多。

當時緬甸社會正急需具備技藝與資本的工匠與商人，而勤勞的華人群體也在這片土地上找到了新的立足點。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與經濟變動中，福音開始臨到華人當中。

紀子忠：緬華浸信會的第一位信徒

關於緬甸首位華人歸信者的最早記載，出自博德曼夫人（Mrs. Boardman）於1829年在土瓦（Tavoy）所寫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一位名叫紀子忠（Kee Zea Chung）的華人信徒，當時他已熱心地向同胞見證基督信仰，成為華人信徒在緬甸最早的見證者。

值得注意的是，土瓦正是1828年首位克倫族（Karen）信徒受洗之地，也是1834年首位欽族（Chin）信徒受洗之地。

根據 Sowards 在《緬甸浸信會編年史》（Burma Baptist Chronicle）中的研究與分析，紀子忠應於1829年前已信主；而根據《土瓦浸信會差會年報》（Tavo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Annual Report）的時間記錄推斷，他可能於1828年8月3日與首位克倫信徒同日受洗。

雖然該日期仍屬推測，但可以確定的是——在1829年以前，緬甸已經出現了華人浸信會基督徒的身影。

因此，以1828年作為緬華浸信會信仰的起始年份，並在2028年迎接華人浸信會信徒誕生200週年紀念，既有歷史依據，也具有屬靈象徵的意義。

信仰的延續：從土瓦走向全國

紀子忠之後，華人信徒的足跡漸漸遍及緬甸各地。

十九世紀中葉，浸信會宣教士本尼特牧師（Rev. Cephas Bennett） 在毛淡棉從事印刷事工。1840年，他回美國休假時帶上一位名叫阿翁（Ah Vong）的華人信徒，讓他學習鑄字與印刷技術。

阿翁學成後回到緬甸，協助印製聖經與基督教文獻，成為早期教會事工的重要推手。

到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華人牧者如阿連（Ah Leon）、阿潘（Saya Ah Hpan）等人相繼出現。他們在仰光、土瓦、卑謬與撣邦等地牧養群羊、建立教會。

他們的服事延續了紀子忠的精神——信仰不只屬於某一族群，而是為全人類預備的福音。

結語：歷史的呼喚——迎向兩百週年

從1828年至今，時間已將近兩個世紀。這意味著，緬甸華人浸信會的歷史即將邁入200週年。

兩百年來，華人信徒在這片土地上經歷了戰爭、流離、重建與復興，但主的信實從未止息。

若1828年是緬華浸信會的起點，那麼2028年將是我們信仰傳承的關鍵時刻。

讓我們不僅預備慶祝歷史，更要回到起初的信心——那種勇於相信、願意見證、敢於走進人群的信仰熱情。

願緬甸所有華人浸信會重新被那同樣的使命喚醒：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羅馬書1:16）

紀子忠的名字，也許只出現在短短幾行歷史記載中；但他的信仰，卻為我們開啟了一條屬靈的道路。

願我們像當年的紀子忠一樣，成為這個世代的「第一位信徒」——不是在時間上，而是在信心上、在勇氣上、在行動上。 

緬甸浸信會神學教育協會的歷史沿革

緬甸浸信會長久以來重視傳道人與教會領袖的培育。為促進全國浸會在神學教育上的合作，並提升各學院的整體水準，緬甸浸信會總會與各語言及地區性聯會的領袖們於 1966 年 共同成立 「緬甸浸信會神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Baptist Theological Institutions in Burma），以作為全國浸信會神學教育的協作平台。

隨著事工的擴展與需求增加，此協會於 1973 年 更名為 「聖經學校協會」（Bible Schools Association）。在 1989 年，為回應各地對更高層級神學訓練的期待，再次改稱 「高等神學教育部」（Higher Theolog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進入 1990 年代，神學教育體系逐漸成熟。該部門於 1992 年 改名為 「緬甸浸信會神學教育協會」（Baptist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Myanmar），強化全國神學教育的品質、合作與標準化。最終在 1994 年，正式編入緬甸浸信會總會架構之中，成為今日的 「緬甸浸信會總會神學教育部」。

截至 2013 年 的資料，全國共有 45 所 隸屬於該部門的浸信會聖經學校與神學院，分布於各語言與地區性聯會，並承擔培育傳道人、教師與教會領袖的重要使命。此部分宗旨如下：

·       提升全國浸信會神學院的教育品質與學術水準。

·       研發並制定適合浸信會神學與聖經教育的教材與課程。

·       協助各神學院在教育事工上的需要，支持自製教材。

·       為各語言與地區性聯會培育教會領袖，促進各神學院之間的合作、互動與學歷認可。

·       促進浸信教會在當代神學議題上的研究、對話與和諧發展。

緬甸神學院的背景與影響（MIT）

Myanmar Institute of Theology, MIT

前言：一所培育信仰與知識的學府

緬甸神學院在緬甸基督教歷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所位於因盛（Insein）神學山上的學府，從1927年僅有幾位學生的小班制起步，逐漸成長為全國最具代表性、最具規模的基督教神學教育中心。

回顧它的歷史，我們看見不只是制度與建築的演變，更看見上帝安靜而堅定的手，帶領著這所學府跨越困難、戰爭與時代轉變，成為今日緬甸教會的祝福與支撐。

信仰教育的起源：百年前的渴求

基督教在緬甸紮根超過一世紀後，信徒深切感受到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宣教士賓尼博士（Dr. J. G. Binney）向美國教會述說緬甸信徒對知識與聖經教育的飢渴，促成了克倫族神學院的發展，也引發建立基督教學院的構想。

1909年，仰光浸信學院（後來的 Judson College）正式開辦，吸引許多基督徒學生。學院雖以普通科學與文學教育為主，卻一直保留聖經課程，這些課程深深影響了許多學生，使他們渴望更深入認識聖經，並立志全職事奉。

這股屬靈渴望，正是後來深具意義的神學院創立之根基。

1927年：小小的開始，重大的意義

1927年，發生了一件看似平凡、卻具有歷史性的重要事件：

三位來自 Judson College 的學生：

·       John Thet Gyi

·       Saw Peter Hla

·       Saw Mooler

表達了要接受神學訓練的強烈呼召。

因著這三位青年，威亞特（Walter E. Wiatt） 博士在因盛創立了 Baptist Divinity School——即今日 MIT 的前身。

初期沒有校舍，學生寄宿於克倫族神學院的校友樓上課；女性學生則入住女子聖經學校。校內教師多為其他神學院與耶德遜學院的宣教士兼任。

形成期（1927–1938）：增長、奮鬥與使命擴展

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學校迅速成長。到1932年學生已增至29名；1931年畢業首批神學生，1935年更出現首位女性神學學士——來自勃生的 Geh Po。

完整而廣泛的神學教育

MIT 的課程扎實，包含：

·       聖經與神學核心科目

·       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

·       演講與文學（含莎士比亞）

課程並非僅為造就知識分子，而是培養能夠牧養靈魂、走進社區的領袖。

實地事奉與佈道隊

學生每週前往教會與機構事奉：主日學、青年事工、醫院探訪、城市宣教等。

由 戴爾（Vernelle W. Dyer）博士領導的 「緬甸福音隊（Burma Gospel Team）」 更是 MIT 的亮點，曾多次前往印度與暹羅巡迴佈道，深受各地教會肯定。

1938年校舍落成：Pierce Divinity School

美國皮爾斯博士（Dr. Pierce）捐贈建校經費，1938年校舍落成，命名為 Willis and Orlinda Pierce Divinity School。至此，MIT不僅有了自己的建築，也進入更穩固的發展階段。

戰爭中的動盪（1939–1949）：仍然看見上帝的手

1940年，學院改名為 Divinity College。然而，不久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外籍宣教士被迫撤離，校舍遭戰火破壞，設備被掠奪，1942年全面停課。

然而戰後，學校迅速著手重建，並與神學山上其他語言神學院討論建立聯合制度。1949年，學院終於重新開課，但因同年爆發的克倫族族暴動，課程又被迫中止。

儘管如此，1927–1949年的形成期，已為 MIT 奠下堅實的神學傳統，使其能在往後的年代再次站立起來。

MIT 的現況：從一座山，一棵芥菜種，到今日的神學中心

今日的緬甸神學院（MIT）已遠超越當年的規模與影響力，成為全緬甸最重要的神學教育機構之一。

MIT目前提供多層次、多語言的神學教育：

·       神學學士（B.Th.）

·       道學碩士（M.Div.）

·       神學碩士（M.Th.）

·       教牧博士與哲學博士（D.Min.、Ph.D.）

·       跨宗派神學與宗教研究課程等等。

課程除了神學，也涵蓋宗教研究、和平研究、領導力與社會學等領域，使其成為緬甸少數具國際認可的神學教育中心。

MIT雖以浸信會為主，但向來採取跨宗派立場，學生來自：浸信會、循道會、長老會、五旬節以及更多本地與少數民族教會。

MIT 的校友也在全國擔任教會牧者、聯會與教會組織領袖、神學院與大學教師，社區與和平推動者。可以說，緬甸教會中每一個族群的領袖背後，都能看見 MIT 的影響。

邁向百週年的新篇章（2027）

2027年，MIT 將迎來創校 第100週年。

這不是單純的紀念年份，而是對上帝百年同在的讚嘆。

百年前，只因三位學生的渴望，一所小小的神學院誕生；

百年後，它已成為緬甸教會的重要支柱。

百週年將成為 MIT 回顧恩典、更新異象、再次獻身緬甸教會與社會的時刻。

結語：從昔日起航，向著未來前進

MIT 的歷史是一段「上帝帶領的歷史」：

·       從卑微的小班到百年學府；

·       從學習聖經的渴望到成為全國性的神學教育中心；

·       從一粒芥菜種，長成一棵能庇蔭無數生命的大樹。

願這段歷史激勵今天的信徒與教會，在緬甸這片土地上繼續承接使命，成為光、成為鹽，成為上帝恩典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