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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24, 2025

緬甸華商會史

緬甸華商會史略述

編委會

緬甸華商商會會所
說明:
本文內容摘錄自《緬甸華商商會世紀華誕紀念特刊(1909–2009)》一書中〈華商商會史略〉一文,該文為緬甸華商商會編委會所撰之歷史回顧文章。本文刊載於本部落格,旨在保存史料、促進研究與交流,非作商業用途。

        談起緬華社會的社團史,我們都習慣於分成「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來敘述。關於「戰前」,老華僑們總是感慨「所有文獻資料均毀於戰火」,只有選擇「口述歷史」。我們商會的歷史就是從「戰前」開始的。

        大家知道,1909年是孫中山先生倡導辛亥革命的前夜。商會先賢們為了業務上的需要,為了華商的權益,由首任會長楊逢年、秘書沈錫九發起創立了「中華商務總會」,協調當時存在的公務、私務問題以及一切涉外事宜,在僑眾中逐步樹立了信譽和威望,會務得到較大發展。1930年,我會正式向緬甸當局申請註冊備案,將名稱正式改為「緬甸華商商會」,一直沿用至今。
        據此,政府承認我會是代表華僑商界的唯一合法機構,我會會長即為法定之立法議員。所以,我會李退年會長、曾祖槐會長均曾擔任緬甸立法議員。

1960年4月19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駐緬甸大使館接見緬甸華僑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張永福先生擔任我會會長時,由於時值社會穩定,商業興隆,人民生活較寬裕,商會的會務也有較大的發展。申請入會者眾多,可說是我會發展的一個新時期。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我會發起了救國捐獻運動,激發了華僑愛國救亡的熱情。

        1941年,日寇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揮軍南進,緬甸淪陷。商會成員和普通華僑一樣,四處逃亡,躲避戰禍。

        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緬甸光復,丟下一個百廢待興的仰光。這時,華僑從逃避戰亂的四面八方重返緬甸,重建被戰火燒毀的家園,開始了「戰後」生活。我會也從此步入了「復辦」時期。

        戰後的重建,主要是要搞活經濟,發展貿易,促進物資交流。商會的重組也成了當務之急。然而,當時商會的許多領軍人物仍滯留在印度,並在印度成立辦事機構臨時運轉,所以仰光的華商會也只好成立臨時機構,暫借興商總會的會所辦公,協助安置復員華僑,直到1946年6月,我會才正式選舉產生了以李文珍為理事長的復辦第一屆理監事會,開展活動。

        1947年3月,我會理事長洪金銘偕同胡茂庸、林子雄等三人陪同緬甸移民局專員宇吞貌赴廈門,參與協助華僑的復員工作,進行甄別,使他們得以早日返回僑居地重建家園。這是我會復辦後做的第一件大好事。當華僑分乘海利輪、豐慶輪駛抵仰光八號碼頭時,我會李文珍、陳洪安、徐四民、王德安、陳占梅、黃思起等人,都親至碼頭迎接和慰問,場面令人感動。

        1948年元月四日,緬甸聯邦獲得獨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就在這一年,中緬兩國建立了邦交,中緬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

        1950年7月28日,新中國首任駐緬甸聯邦大使姚仲明先生乘輪船抵達仰光。我會理事長邱貽疇先生代表華僑登船迎接,萬眾歡騰。

        中緬建交之後,我會會務如魚得水。工作面鋪開了,承擔也加重了。暫時借用興商總會的地點來辦公,已經不能適應形勢,所以我會於1952年購置了現今會所的地皮,在邱貽疇會長為主任,徐四民、曾成發為副主任的建築委員會的通力合作下,同時又獲得中國銀行的貸款,1957年建成了四層樓高的大廈,至今巍然屹立萊江之濱,見證百年滄桑。

        新會所的建成,為我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舞臺和空間,可容納上千人的大禮堂,成了緬華僑胞整體活動的平臺。華商會成了華僑華人的核心,成了僑眾的中堅。

        1956年,緬甸移民局在進行全國戶口登記時,在外僑登記工作中遇到許多困難。我會立即協同兄弟單位在我會設立專門辦事處開展工作,既全面地幫助了移民局的工作,也方便了廣大華僑華人,順利按期繳納外僑稅,受到眾口一詞的讚揚。

        1964年,緬甸實行國有化政策,華僑華人工商業受到嚴重打擊,我會處境也極度困難,會務幾乎停頓。然而,我會仍然堅持日常工作,對廣大華僑華人起了積極的鼓舞作用。

        1988、1989年間,緬甸現政府推行市場經濟政策,開放邊貿。我們華商積極響應,密切配合,分別派出了各行各業的商業考察團或旅遊團,分頭到中國雲南、貴州、廣西、福建、廣東、浙江、四川、新疆等地實地學習與考察,為發展中緬貿易合作穿針引線,搭橋鋪路。參加昆交會、世博會,參觀商場和工礦企業,盡量擴大自身視野。同時也加強了與東南亞各國客商的聯繫,不放過任何尋找商機的機會。

        這期間,我會也接待了許多由緬甸官方邀請來的外賓與客商,並適時廣邀各國客商到我們這片黃金土地旅遊,參與國際交往,加強經濟合作。

        作為緬華最高商業機構,我會以服務僑胞、提高華商地位、促進經貿合作、增進中緬友誼為己任,數十年來不懈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從而贏得廣大華僑華人的信任與支持,也得到中緬歷屆政府的信賴與鍾愛。周恩來、鄧穎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國家領導人訪緬時,每次都親切接見華僑華人代表,其中就有我會代表的身影。

       在漫長的歲月裡,我會始終保持中國商人的本色,以誠信為本、仁義為懷,克己待人、和氣生財。我會老一輩僑領李文珍、邱貽顧、徐四民、楊老清、陳天煌、林成隆、雷碧書、陳伯甫等先後謝世後,自八、九十年代起,我會即著手審慎改革,補充新血,在理監事會的領導班子中湧現出一批年富力強的骨幹。新一屆理事會精英頭腦清醒、思路敏捷、辦事明快果斷。例如黃其德任會長時,組織工作小組,在短時間內將商會整個禮堂全面修繕一新。亞洲開發銀行捐贈整套現代設備的電梯,使人們的視覺豁然開闊敞亮,猶如進入另一個新的境界。

今年5月2日的「納爾吉斯」熱帶風暴襲擊緬甸以後,我會賴松生會長立即與緬方取得聯繫,第一時間召開了理監事會,及時採取了救災措施,募集了巨額賑款,表達了強烈的愛心。所有這一切,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跑點上,展望未來,我們感到充滿豪情和希望。我們置身於中緬友好大廈中,有著過去奮鬥的堅實基礎和豐富經驗,只要我們加強團結,認明方向,堅持與時俱進,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

Thursday, July 24, 2014

緬甸佛教簡史

佛教的傳入和早期佛教

據斯里蘭卡《大史》、《島史》記載,公元前242年,阿育王時期,佛教僧侶在華氏城舉行佛教第三結集,隨後,阿育王向九個地區派遣法師弘揚佛法。其中須那法師和有多羅法師來到了杜溫那崩米地區弘法,這個地區就是以直通(德統Thetong)為中心的下緬甸蒙族地區。
到了第五世紀時,孟族高僧鳴長老將其在斯里蘭卡大寺中整理的巴利文三藏經典及其註釋帶回直通,為孟人引進了純正的小乘佛教。後來小乘佛教有流傳到室利差旦羅、禪邦、若開等地。1906年,考古學家曾對驃國故城室利差旦羅( Thirikathaya)一代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 大量的佛像和巴利文典殘片,證實了5-9世紀時緬甸中部曾十分盛行小乘佛教。
在小乘佛教盛行於驃國的同時,上緬甸地區也有大乘佛教傳播的跡象,這一地區出土了青銅觀音菩薩立像。7世紀起,印度的密宗也開始傳入緬甸。在卑謬的驃國故城,梵文『諸法從緣起』的密宗偕語碑文也有發現。
總結而言,小乘佛教與公元前三世紀時傳入緬甸南部孟族地區,爾後雖有衰落,但未曾滅絕。3-4 世紀時,小乘佛教沿伊洛瓦底江北上,傳入驃國。之後大乘佛教和密宗也相繼有水、陸兩路從印度傳入中部地區。11世紀中葉以前,大乘阿利僧教派還曾在蒲甘流行,但1044年阿諾耶塔繼承王位後取締了該教派。

蒲甘王朝時期的佛教

由於阿諾耶塔曾在佛寺隱居多年,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繼位後又受到來自直通的孟族高僧阿羅漢的影響於是立下了改革教派,弘揚佛教的志向。
1056年,阿諾耶塔採納阿羅漢的建議掃蕩了阿利教勢力,廢除了大乘、密宗、婆羅門等教派,定佛教為國教,尊阿羅漢為國師。由於阿羅漢初至蒲甘時未攜帶完備的經典,便建議國王遣使直通,向孟王摩奴河請賜三藏經典和佛舍利,但遭拒絕,引起了阿諾耶塔的不快。浴室阿諾耶塔派兵進攻直通,圍城3個月後攻陷直通城。擊敗了孟王摩奴河後,阿諾耶塔王令人將直通的三藏經典及註釋用32頭大象運回蒲甘,同時將500名高僧及3萬名能將工巧匠帶到了蒲甘。 此次征服使蒲甘的佛教、文化藝術和手工業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緬甸史上的重大事件。
征服直通後,阿奴耶塔王又與斯里蘭卡同好,派遣僧團前往斯里蘭卡迎請完備的三藏經典。 他還擴建佛塔寺院,塑造佛像,改革佛教,使起盛行全國。隨後繼位的幾代蒲甘國王仍是熱心護法,大力推崇佛教,在各地擴建佛塔寺院,保持了佛教繁榮的局面,蒲甘威名遠揚四方。蒲甘的壁畫、雕刻、建築藝術在繁榮的佛教的推動下有了長足的進步,蒲甘也就成為當時東南亞名副其實的佛教藝術中心。

邦國和東籲時期

佛教經過蒲甘王朝的輝煌後繼續蓬勃發展,佛教從孟緬地區向境內其他少數名字地區的傳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雖然1540年發生了『思洪發滅佛事件』 ,可是其後的緬甸歷代君王都熱心護法,佛教一直繁榮興盛,特別是東籲王朝的奔應龍。
奔應龍在位時期擴建、裝飾佛塔寺院,供養各方僧眾,並大量印發經書,鼓勵研習;他嚴禁殺生,要求境內的禪族人和莫斯利全部昄依佛教,把小乘佛教推廣到緬北邊境地區,是佛教盛極一時。

貢榜王朝時期——(佛教第五次結集)

到貢榜王朝時期,孟雲王(Bodawpaya)兼併若開後,將若開的佛像法寶運回緬甸本部。1802年,他派遣5位比丘赴斯里蘭卡傳法,建立了阿摩羅普羅教派,成為斯里蘭卡佛教三大派別之一,為緬甸和斯里蘭卡佛教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
寫作大理石的三藏第一頁
1856年,曼同王(敏東Mindon)繼位後的三年,為了弘揚佛法,決定相見新都曼德勒城。在興建新都的同時,大批佛教寺塔、經樓、戒堂也拔地而起。由於無法實現其政治理想,曼同王轉而全身心地弘揚佛法。1871年,他召集2400名僧侶在曼德勒結集,對巴利文三藏經典加以校訂。 僧侶們用五個月的時間齊誦一遍三藏之後,又花了5年時間將其刻於729快大理石上,以使經文長存。

殖民時期——佛教暫時的衰落

緬甸三次戰敗後,在英人統治時期佛教先後失去了國教的地位。殖民當局保持宗教中立,不對佛教有干涉!佛教在失去政府支持,僧侶沒有統一的中央組織,各寺院各成一體,佛教的影響和作用大為減弱,僧侶們喪失了過去受國王和官員尊崇的地位,僧侶界也失去了僧侶犯小罪由僧侶內部懲罰的傳統權利。隨著註冊寺廟學習的大幅減少,僧侶也快速地減少了傳統文化教育傳播者的地位,傳統寺廟教育在西式教育的衝擊下奄奄一息。緬王時期一村一寺的景象不再,三四個村子共用一座寺廟的現象多了起來。佛教在殖民時期開始了全面的衰退。 

民族意識及佛教的再次興起

1887年,首席專員查理斯.克魯斯威特拒絕了國師提出的承認僧侶享有傳統特權的要求。1895年國師般若薩彌逝世,殖民蕩去不肯任命新的國師,企圖使影響國民最深的佛教群龍無首。至此,緬甸人民與殖民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為了振興佛教,維護自身的權益,僧侶們紛紛組織起來參與政治鬥爭。
吳歐德瑪(U Ottama ဥတ္တမ)
1891年:緬甸佛教協會
1989年:護法會
1904年:仰光佛教學會
1906年:佛教青年會YMBA 及1918年、1920年的仰光和曼德勒僧伽團體等組織的相繼成立成為佛教與政治為旗幟的各種進步思想匯集成為一股抗英反帝的政治力量。 吳歐德瑪(U Ottama ဥတ္တမ)  和吳威沙拉(U Wisara) 就是最早敲響起抗英鬥爭鐘聲的重要法師,他們對民族獨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高僧們的英勇事蹟震動了佛教界和整個緬甸社會,極大地鼓舞了緬甸人民的抗英鬥爭。
隨後有賽雅山領導而爆發的農民反英起義中,許多僧侶成為賽雅山的追隨者和各地起義軍的領導者,寺廟成了起義軍的指揮中心。僧侶們還是1938年全國反帝大罷工的積極參與者與支持者,在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鬥爭中,有許多僧侶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印有賽雅山像的90元緬幣(農民起義領導者)

獨立之後

A.多黨民主時期:1948-1962——吳努時代(佛教第六次結集)

第六次結集紀念郵票
在英人統治時期,佛教是緬甸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武器。1948年1月4日獨立後,佛教自然就成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寄託和傳統文化的標誌。緬甸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明白無誤地寫道:『國家承認聯邦絕大多數公民所信奉的佛教的特殊地位』,從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佛教的地位和作用。
為了1954年5月至1956年5月佛誕日,佛教評議會和宗教部組織了佛教第六結集,為了搞好這次結集,迎合佛教徒復興佛教的願望,吳努政府耗資兩百萬美元大興土木,在仰光市東北郊吉祥山修建了和平塔和大聖窟,並在和平塔、大聖窟附近一起新建了一所佛教大學、一座戒堂和一座圖書館,他們與塔窟一起構成了一座現代化的佛教城。這次結集主要是對巴利文三藏經典進行校訂。這次結集動員了斯里蘭卡、泰國、緬甸、尼泊爾等國的2500位高僧參加,歷時兩年。最後於1956年5月22日在大聖窟舉行盛大慶典慶祝佛滅2500週年和本次結集成功。這次結集所產生的現代最權威的巴利文三藏版本也體現了現代跛腳研究的重大成就,為純潔小乘佛教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吳努時代興建的大聖窟

 B.社會主義時期/軍人政府:1962-1988 奈溫

C.新軍人統治時期:1989-2010 鎖帽/ 丹瑞

2007年僧人領導的反軍政府示威(番紅花革命)

D. 緬甸聯邦時期:2011-今 登盛